在“民主同盟”中，为什么有些国家更平等？

文章提要本文讨论了在国际政治理论、国际法和政治学中泛起的一个著名叙述，即在全球治理的关键问题上授予民主国家特权。这种在团结国安剖析不能或不愿接纳行动的情况下，认为民主同盟（Concert of Democracies）应该享有决议的正当性的建议是某些将国际社会举行层级化划分的构想的最突出体现之一，这种层级化的构想凭据政权类型将国家划分为一流政权和二流政权。这篇文章重构了关于"民主同盟"这一叙述的中心原则，并讲明这种对国家的区分在很大水平上受到了国际关系中关于"民主宁静"研究的启发。

文章对民主宁静论中具有潜在问题的理论假定、民主宁静论的实际意义以及由此推导出的政策建议举行了评述。团结国安剖析1."民主同盟"的由来恒久以来，美国政治文化中都存在着一种向外推广民主的使命感，冷战的竣事为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缔造了一种特殊的动力，使其在全球规模内推广民主。克林顿政府(1993-2001)曾多次借助民主宁静论的看法来支持其民主化的政策。1994年的《国家宁静战略陈诉：到场和扩展》将促进民主作为高度优先的议程，并将宁静关切与自由国际主义的理想主义因素联合起来。

体现美国这一答应的显着标志是上世纪90年月末，时任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与波兰外交大臣罗尼斯瓦夫·热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 布罗尼斯瓦夫·格列梅克互助提倡建设了"民主政体配合体"(Community of Democracies，简称CD)。民主政体配合体的任务是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与所有相关机构以及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一起互助以协调对新兴民主社会的支持。它是一个建设在民主国家和民主化国家自我选择（self-selecting）基础上的全球性论坛，并包罗120多个国家。

2004年，民主政体配合体还在团结国建立了一个民主焦点小组（Democracy Caucus）——然而，这个焦点小组被一位知情者形貌为"基本上濒于瓦解"(Piccone, 2008, p. 4)。担任克林顿政府国务卿的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鉴于民主政体配合体的糟糕体现，美国政治学家、政策照料和两党的政治家愿意重新支持关于建设一个民主同盟的想法就显得十分奇怪了，尤其是在小布什政府的第二任期和2008年总统大选时更是如此。

在"战争总统"乔治·布什的两次任期后，许多共和党人都不得不认可美国的国际声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推广民主的事业由于小布什政府时期对其高度的宁静化和政治化而受到重创，迫使他的继任者奥巴马寻求更为温和的方式以修复美国的声誉(Baker, 2009)。

许多支持民主推广事业的人通过援引民主政体配合体的糟糕体现来为一个更小规模的民主国家俱乐部辩护，这一民主国家俱乐部将对成员资格和成员之间的正式条约义务有越发严格的划定。2006年9月出台的《普林斯顿国家宁静计划》最终陈诉提出了21世纪的美国国家宁静战略——"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该陈诉主要由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和安妮-玛丽·斯劳特 (Anne-Marie Slaughter)等人团结撰写，陈诉提出对团结国安剖析举行革新，让印度、日本、巴西、德国和两个非洲国家也成为安剖析常任理事国，但不具有否决权。

此外，应该终止对所有"授权对危机接纳直接行动"的安剖析决议的否决权，所有团结国成员国都应该被要求负担"掩护的责任"。与团结国革新并行，"普林斯顿计划"提出组建一个"民主同盟"(Concert of Democracies)"战争总统"乔治·布什"这是一个旨在增强世界自由民主国家间宁静互助的新机构。

这一同盟将让"民主宁静"变得制度化并获得认可。如果团结国不能革新，该同盟将为自由民主国家提供另一个平台，让它们通过绝对多数制的方式批准接纳包罗使用武力在内的团体行动。

它的成员是精挑细选的，但这是一种自我选择（self-selected）。成员国必须保证不使用或计划使用武力敷衍相互；答应定期举行多党的、自由的和公正的选举；由独立的司法机构保障公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并负担起掩护的责任。"（Ikenberry and Slaughter, 2006, p. 7）这个同盟不仅包罗已经举行过宁静互助的西方民主国家，而且还包罗印度、南非、巴西和墨西哥。

它将比已有的民主政体配合体更具实质性和排他性，成员数量限制在约莫60个左右。如果团结国安剖析的革新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内被证明是不行能的话，那么当有常任理事国使用否决权阻止安剖析使用武力以让自由国家继续对团结国宪章的目的保持信心时，民主同盟就可能成为另一个能批准使用武力的平台。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叙述中,该陈诉对北约在科索沃战争时由于未获得团结国授权而举行自我授权（self-empowering）的行为举行了认可。

民主同盟的成员将首先寻求团结国的批准，但他们答应将把同盟的授权作为同样正当的和可接受的替代(Ikenberry and Slaughter, 2006, p. 26)。从民主国家的角度来看，这种纯粹以自我为中心的看法令人怀疑；至于其他国家是否会接受这种"同样正当和可接受"的自我授权，这一关键问题却只字未提。无论这一设想中的同盟包罗的成员有几多，所有的提议都集中在让使用武力正当化这一高度敏感的问题上。

这触遇到了团结国团体宁静制度的焦点，让人十分不安。很显着，1999年北约对科索沃的干预，并不是由团结国授权的，现在却成为一个样板，用来不停地重申民主国家自我授权的行为，并明确地为这种行为的毋庸置疑的正当性辩护(Kagan, 2008, p. 98)。

2. 国际社会的层级：为什么民主国家更平等？关于民主同盟的辩说源于政治科学、国际法理论和政治哲学中有关"新自由主义者"的更广泛话语，这些话语自冷战竣事以来一直在不停演变，但往往以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的拥趸为代表，好比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ck)，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迈克尔·瑞斯曼(Michael Reisman)，艾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等 (Simpson, 2001, p. 537; Reus-Smit, 2005, p. 76)。为了讲明民主同盟的支持者们明确要求将民主国家的特权加以制度化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话语逻辑的延展，作者将简要地归纳综合了这一由美国所主导的话语的焦点论点，对斯劳特的典型著作举行更深入的考察。

斯特劳将政治学和国际法、国际法理论家弗兰克和政治哲学家布坎南（的看法）联合在了一起。鉴于斯劳特被任命为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主任(2009-2011年)，她的早期著作特别令人感兴趣。

"新"自由主义者试图破除二战后凭据《团结国宪章》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观点。只管各国之间存在严重的物质不平等和大国在团结国体系内享有特殊权利，《团结国宪章》中理想类型的主权平等观点被明白为立法上的平等、形式上的平等与存在上的平等 (Simpson, 2004, p. 26)。在这种"平等主义制度"下，国家被视为是享有主权的(Reus-Smit, 2005, p. 71)，它们在执法上平等，拥有自决和不干预干与以及一系列其他国际治理的权利。各国之间使用武力受到严格限制，在紧迫自卫以外的情况下使用武力的决议必须由团结国安剖析作出。

然而随着去殖民化的竣事，权衡国际体系内正当职位的尺度再一次改变，自1940年月末以来被写入多项团结国文件里的新兴人权规范逐渐成为新的尺度，国家主权的观点也更显着地与人民主权联系在一起（Reisman, 2000, pp. 240–243)。国际体系内的这种规范性变化日益突出了差别政权类型国家之间的区别，只有民主已获得牢固的国家才被认为会尊重人权和人民的意愿(Clark, 2007)。

一些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学者通过生长一种明确的"自由主义"看法用以区分自由主义国家和非自由主义国家，从而为这种规范性变化做出了孝敬。强调各国岂论巨细一律平等的团结国1995年，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在一篇名为《自由主义国门第界中的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 in a World of Liberal States)的开创性文章中提出了这种自由主义看法。

在借鉴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民主宁静研究的假定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她摒弃了忽视详细政体类型和海内政治的现实主义范式。她提倡一种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并设想了一种国际体系的新模式。一个由自由主义国家所组成的世界将被观点化为一个跨国政体，其特征是"疏散的主权"（disaggregated sovereignty）并反映自由主义国家的组织原则。

这一跨国政体将由种种类型的国家和社会行为体之间庞大的跨国网络组成。与这篇文章的论点最相关的是民主宁静研究在斯劳特对自由主义国家和非自由主义国家的基本区分中所起的作用，这种区分随后成为了一种使自由主义国家享有特权的规范性假设。

民主宁静的研究在很大水平上启发了斯劳特的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并与安德鲁·莫拉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 1997)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相联合。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最奇特的一面是，它允许甚至要求凭据各国海内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对差别类型的国家举行区分。特别是越来越多的证据突显了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关系的奇特性质，即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由此发生的自由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或更广泛地说自由主义国家和非自由主义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不能被容纳进古典国际法的框架内。

我计划凭据对这一差异的接受和对其潜在影响的推断来重新构想国际法(Slaughter, 1995, pp. 504-505)。虽然斯劳特试图建设一个联合国际政治和法学的跨学科分析视角，并将其外推到一个由自由主义国家所组成的世界中，但法学理论家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ck)在上世纪90年月初就曾提到民主和人权已普遍存在于国际执法规范中，并认为凭据人民主权的形式对主权观点的重新界说标志着国际法的重大变化。弗兰克引用了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著名论文《永久宁静论》，即国家的"非侵略性"从基础上取决于其海内民主，历史记载讲明民主国家不会相互争斗；因此"促进普遍和永久宁静的一种方式——也许是最好的、也可能是唯一的方式——是使民主成为所有人民的权利"(Franck, 1992, p. 87)。

这种自由主义论证的效果是：民主、人权和全球宁静是相互依存的。提出“民主宁静论”的德意志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从"新自由主义者"的角度来总结，有两个关键的正当理由对国际社会举行层级化划分：第一，他们声称自由民主国家具有优越的外部正当性，因为它们的内部是由民主选举发生的人民代表举行治理的；其次，自由世界主义假定对国家主权的认可必须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某些内在品质，例如有一部保障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以及尊重人权的宪法(Clark, 2007, pp. 173-189)。3."民主宁静"作为自由民主"必胜主义"的正当化叙事"新"自由主义话语在学术界和构建西方关于如何看待更广泛的国际体系的辩说中都取得了显著的乐成。

可是，正如作者要指出的，用来支持这些差别论点的"证据"从已往到现在一直是有问题的。因此，民主宁静的命题既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非历史的"事实"，也不能为庞大的政治决议提供指导。

此外，对民主行为体、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具有高度理性的潜在假定很容易助长(而且已经助长了)自由主义者的狂妄。民主宁静理论在学术上的"乐成"是毋庸置疑的。

正如约翰·欧文(John Owen)精炼地总结道：民主宁静已成为"每一位国际关系学者都必须持有看法的话题"(Owen，2004，p. 605)。对民主特殊性（democratic distinctiveness）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月和90年月初，其时的研究围绕着一个统计发现展开，即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或者至少是很少发生战争。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一著名的民主宁静命题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乐成叙事。然而，对民主特殊性的研究并没有局限于诸如战争与宁静之类的焦点议题。

自20世纪90年月末以来，它包罗了更广泛的主题，好比商业宁静、制度宁静、内战等。虽然以民主为中心的研究有了显著的扩展，但这一学术团体的一致性和共识被夸大了。因此，不仅政策制定者，而且学者们也只运用了这一庞大研究中的特定部门和简化的信息。

可以肯定的是，非专业人士不行能相识民主宁静研究的许多分支，也不行能相识关于为什么民主国家之间能保持宁静的持久争论及其细节。他们也没有充实意识到民主国家也有"黑暗的一面"。事实上，当更强大的民主国家拥有奇特的军事能力时，它们在发动战争方面也有着奇特的记载。

民主国家自己也不能免受针对"他者"的排挤性言论和实践的影响。此外，最近的"全球反恐战争"再次讲明，民主国家内的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总是有可能受到侵蚀。另一方面，关于民主宁静的研究自己并没有对国际法作出任何重大的孝敬，虽然国际法学者，特别是安妮-玛丽·斯劳特参考了大量民主宁静的履历研究。

关于民主宁静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只管两者都援引伊曼努尔·康德作为它们的首创人，只管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在两篇开创性的文章中都涉及了康德的著作，但随后的民主宁静研究并没有真正促进关于康德的讨论。相反，它有时甚至误读或歪曲了康德的一些重要叙述。例如，一些民主宁静的研究者试图逾越"纯粹的"民主宁静并拥抱一个由民主、国际组织和经济相互依存所组成的更为庞大的康德式三角宁静论（Kantian peace triangle） (Russett and Oneal, 2001)，他们将康德在《永久宁静论》中的第三条款等同于商业宁静的命题。这与康德关于通过在小我私家、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相互交织的权利体系来实现宁静的观点相去甚远(Eberl, 2008) 并阻碍了在宁静与冲突的研究中对康德的世界执法（cosmopolitan law）举行更全面的探索。

政策制定者们经常接纳民主宁静论来证明推广民主的正当性，但险些没有研究民主宁静的学者支持强制性的民主化。然而，9/11后的小布什政府经常引用民主宁静研究的看法，以支持其传教士式般的民主推广和强制性的政权更迭 (Smith, 2007)。不外这一历程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民主扩展"（democratic enlargement）战略中就已初现眉目。

一个朗朗上口的等式是：民主=自由=宁静。这一等式在那些民主同盟的支持者中仍然十分盛行，不管是否有研究展现出民主化历程中的潜在暴力阶段(Mansfield and Snyder, 2005)或在民主推广和国家建设领域显着失败的政策。民主宁静的研究在学术界和政界都很是乐成，因为它似乎是美国自我形象的一个完美映射，并为冷战后的新世界秩序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愿景（Ish-Shalom, 2006, p. 581)。

关于研究民主宁静的学者是否要负担这一研究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好比布什政府时期的强制性政权更迭(Smith, 2007)——还是这一学术研究结果被决议者滥用和简化，仍然是一个存在强烈争议的问题(Hobson, 2011)。然而，作者虽然强调了民主宁静研究的庞大性并表现很难对这一学术配合体举行简要的归纳综合，可是她并不计划为其开脱以使这一学术配合体免于负担其研究结果被滥用的责任。

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许多关于民主宁静的研究都有两个软肋，这两个软肋都建设在进步主义历史叙事的基础上： 第一，他们错误地将民主宁静视为"事实"；其次，他们相信民主行为体、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具有高度的理性。在许多自由主义的文献中，民主宁静理论总是被认为是"事实"或纪律，这与杰克·列维(Jack Levy, 1988, p。662)所说的对民主宁静的研究发现是社会科学中最靠近——也是唯一存在的——一种履历性"纪律"。

然而，以这种方式陈述履历发现掩盖了民主作为一种广受赞赏的政体类型的历史偶然性(Hobson, 2008, 2009)。它的"胜利"确实是最近才有的。在社会科学中谈论"事实"袒露了人类未来行为简直定性，而这种确定性是完全没有凭据的。如果"历史"的观点和政治的偶然性有任何意义，就不行能有任何确定性。

自由民主不行逆转的胜利并没有标志着"历史的终结"(Fukuyama, 1992)。然而，对自由民主国家具有相对优势的信心仍然弥漫在关于民主宁静的许多叙述中，特别是在有关建设民主同盟的提议中。许多民主宁静的研究也倾向于坚持一个理想化的关于自由民主政体性质的观点。

它们通常包罗以下一种或多种假定：民主国家是建设在规则、法式和规范之上的，这些规则、法式和规范答应在政治上实现最大水平的理性。民主国家的公民是理性的、通情达理的；他们的向导人受到宪法的制约。民主决议是透明和多元的。

自由民主国家之所以是可靠的互助同伴，是因为它们受到执法的约束，能够发出可信的、价格高昂的信号。成熟的民主国家答应宁静解决冲突，只要它们相信对方会遵守同样的规范和价值观，它们就会将这些规范外部化。

因此，民主国家的军事行动基本上是出于防御念头，纵然用武力是由其他不遵守相同规则的国家挑起的。可以肯定的是，在民主宁静的各项研究之中存在一个关键的方法论上的差异。有些学者接纳坚定的理性选择视角，认为行为体些都是厌恶风险的、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他们并不认为非民主行为体是不理性的，只是认为它们不太受到制度和结构的约束。

民主政体提供了差别于非民主政体的激励和约束，但民主国家并不具有"更优越的念头或更多的公民意识"(Bueno de Mesquita et al, 1999, p. 805)；从这个角度看，民主宁静现象仅仅是民主国家之间有效威慑的效果。然而，那些构建了高度简约的理性选择模型的学者们也导致民主宁静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他们不行制止地缔造了非历史的"事实"和"纪律"，忽略了人类行为的偶然性。

与坚定的理性选择视角形成对比的是有相当数量的民主宁静研究者接纳了一个更具规范性的视角，认为自由民主的政体、制度和行为体实际上是被更高的理性所驱动。4.总结本文追溯了冷战后盛行于美国学术界和政界的有关民主同盟的话语叙事，它与早先的自由国际主义精密相关。在这其中，研究民主宁静的学术配合体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引人注目的是从民主宁静的研究中所获得的"科学证据"经常被用来推论和证明某些政治决议的正当性。这种通过引用康德和民主宁静论来使自己的政策建议正当化的做法是可疑的，因为它冒充能从这些研究中得出明确的和片面的政策建议。如何看待那些被清除在自由民主国家同盟之外的"他者"（others），最终仍然是一个需要政治判断和政治审慎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的科学"证据"和无可争辩的"事实"。

征服、流放、反抗、转变、吸纳、互助都只是与"他者"互动的几种可能方式，而选择哪一种方式则需要联合详细情况举行政治判断。宣传在决议使用武力方面具有特别权利的民主同盟会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造成隔膜，而且从纯粹的以有效性为导向的角度来看，有关民主同盟的提议也很成问题：气候变化、金融危机、核扩散或盛行病等许多紧迫的全球性挑战需要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互助。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主义的世界，但其特点是各国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等(Hurrell, 2007)。那么一个根据政体类型组建起来的民主同盟对这样一个世界有什么真正的孝敬呢?仅有它们并不能妥善地解决全球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对"民主同盟"的提议相当冷淡，或者不屑一顾(Clark, 2009, pp. 578-579)。这再次讲明，纵然是相互之间举行广泛互助的西方民主国家也不像"民主同盟"所认为的那样在利益和价值观上到达完全和谐的状态。因此，非西方国家并没有踊跃地接受这一想法也屡见不鲜了。关于民主同盟的辩说还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由主义是一种极其富厚和多样化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它可以融合左翼、多元主义或传教思想(Richardson, 1997)。

在这篇文章中,"新自由主义者"的话语很大水平上以"确定性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of certainty）为特征，或者是反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必胜心态 (Simpson, 2001, p. 539)。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一种多元化的、宽容的自由主义似乎是一种更有益的理论视角。文献泉源：Anna Geis, "The 'Concert of Democracies': Why Some State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0, No. 2, 2013, pp. 257-277.作者简介：Anna Geis，曾任教于德国马格德堡大学政治学系，自2016年起为汉堡联邦国防军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要的研究兴趣为战争理论、国际宁静与冲突研究、民主宁静等。

详见：https://www.hsu-hh.de/isk/en/team-2/prof-dr-anna-geis编译：施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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